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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中国的统一和复兴必然是一种共和的形态

  发布时间:2015-08-07


核心提示:本期节目请来嘉宾王康来讨论和分析《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王康说到西方很多智者都认为东方是大帝国的温床、是专制主义的舞台,是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这么一个世界,在东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自由的精神的痕迹,只有高耸而立的大帝国存在。王康认为今后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复兴,肯定不是任何帝国形态,它肯定一定是共和形态,这是中国的潮流的所在,是世界的期望所在。

凤凰卫视2月3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

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走过了千年的帝制时代,走过了第一共和中华民国,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1世纪的中国面对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应该如何吸取帝国的教训?应该如何总结共和的经验?今天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再次做客我们《世纪大讲堂》,为我们阐述《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我们欢迎他。

解说:王康,著名民间思想家、文化学者,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王鲁湘:王康先生又见面了,今天谈的题目更走向我们今天的当下了,以前我们谈泱泱的几千年的儒家的文明的历史,包括谈遥远的俄罗斯,今天我们谈帝制和共和,而且是结合着我们中国人的经验来的,共同的经验来的,那么是什么让你在最近一段时间,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王康:21世纪以来,中国最初是悄然的,后来是公开的兴起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学说,或者叫国家主义利维坦,就是霍布斯的那个著名的概念,我非常担忧,这个是思想领域内的一种新的思潮,这种思潮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圈内,高等院校内,而且它一定程度融入了我们的国家权力机构里面去了,这种思潮使我想起了,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徘徊在第三帝国上空的那些德国的那些理论大师们,那些偏执的,那些癫狂的天才们的那些言论,我非常担心。因为帝国的教训,尤其是第三帝国的教训,实在可以作为我们中国的殷鉴。

王鲁湘:我们也知道,共和作为一种美好的一种政治制度,从19世纪以后,20世纪初,变成一种世界性的一种潮流以后,我们发现很多的,不论是一些大国,包括还是一些很小的小国,都在声称自己是共和,但是实际上,我们后来从他们的历史实践中间观察的话,其实远远不是那么回事情,中间很多的都是一些帝制的阴影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笼罩着这样一个国家,行共和之名实际上是取这个帝国之实,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要挂羊头卖狗肉。

王康:是。英国大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三大革命创立了近现代的,所谓地球上的这种民主共和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这个三大革命带来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确实引领了人类的19世纪的浪潮,连太平洋深处的那些渔岛国,还是部落时代,连非洲腹地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这些国家,它都自称共和国,现在全世界200个国家有一大半都自称是共和国,而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敢称自己是帝国,名份上不合时宜了,实际的这个政治架构上来看,共和肯定比帝国更有利于,某个民族或者某个区域的这种发展,从功利上来看也是如此。

王鲁湘:那么具体到中国来说,中国从公元前两百年开始,秦始皇创建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形态,一直到上世纪初,这个清帝国的土崩瓦解,那么帝国形态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应该说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延续最长的一个帝国,但同时的话,中国又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您如何看待这样两个极端形态,在一个国家里头出现。

王康:就是为什么,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国形态,但中国同时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的解答是,这个恰恰是欧风美雨给中国送来崭新的一种观点,就是现代共和制它要优于一些帝制,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排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恢复中华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共和国形态,因为满清王朝是一个帝制,大清帝国,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绝对不会再走帝制道路,再走帝地道路就无异于自己和满清王朝没有什么区别,要推翻满清王朝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一个现代民主现代共和国。

解说:拥有千年帝国历史的中国,近百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之下,不断尝试构建共和,西方思想界如何看待中国的这种尝试。《世纪大讲堂》《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正在播出。

王鲁湘:下面我们就有请王康先生给我们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大家欢迎。

王康:中国是从《诗经》,从《诗经》的《大雅》所记录的那八个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四千年历史了,“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从周召公元年开始,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也是共和元年,那么中国也有3000年历史了,李鸿章说,我们现在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梁启超说,四千年大梦之唤醒,这两句话我觉得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和使命的最真实的,最无奈的,也是最应用的警策。

秋风先生是我很看好的一个中原的一个学者,他最近在以极大的勇气,重新厘清中国的天下治理秩序,他拒绝就中国主流话语系统所说的,中国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断裂的说法,他也拒绝中国种种的现代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回答西方的刺激和挑战,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国民国家的建设,是中国原古以来的国民国家建设的一个继续,西方所提供的一些国家观念,包括共和观念,只是为中国的士大夫们构建一个现代国家提供了更合理的一些技术。

秋风先生这种障百川而东之的这种勇气我很钦佩,我很欣赏,但是我不赞成,我认为更需要思考的,更需要勇气的,更需要智慧的,是思考在几百年以来,就是西方文明排山倒海对中国的影响,而中国所做出的回应,所产生的我们新的一种历史文明这种形态,不管它是好还是歹,这个是更需要中国人做出回答的。

西方对于中国的叙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种叙事按照帝国和共和的,如果这个标准来划分,可以分为帝国叙事和共和叙事,帝国叙事简单得很,从孟德斯鸠到理查德琼斯,到亚当斯密到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他们这些西方的智者都断言,东方是大帝国的温床、是专制主义的舞台,是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这么一个世界,在东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自由的精神的痕迹,只有高耸而立的大帝国存在。

帝王们是唯一的自由者,所有的臣民都是他的奴仆,这种绝对的依附和这种状态,是亚洲各国不断地重建、不断地瓦解,循环往复的最根本的原因,18世纪末,有一个叫赫尔德的德国的历史学家,曾经用一段语言描述中国,东方对中国的帝国叙事一个经典文本,赫尔德说,中国几千年以来就停滞不动,他们老是变换着花样,兜着圈子,反反复复地说一些陈腐的道理,他们的天文学、他们的音乐、诗歌、兵法,都是他们那种滑稽幼稚的政体的产物,他说中国就像一个木乃伊一样,浑身涂满了那种陈腐的防腐材料,然后裹着丝绸,描画着象形文字,它的血液循环早就停止了,心脏早就不跳动了。

这个木乃伊它对外部世界从来就不了解,它也没有兴趣,它也没有好感,它的最高的旨意,就是终年不息地停留在终古不变的一种黑暗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对中国的评价也不高,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那个纯粹的西方式的文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曾经盛赞资本主义的文明,它们建立了同十字军东征、民族大迁徙、哥特式教堂、罗马水道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

它们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从半开花的民族从属于文明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中国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悉心保护好的,一个藏在密封的棺木里的木乃伊,但是这个木乃伊一遇见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恩格斯说这个天朝上国,万世不变的神话,正在西方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面前要破产。

马克思专门提到,他说西方,尤其是英国,出于卑鄙自私的商业目的,它们冒犯中国这个老的帝国,同时它们唤起了亚洲各国的觉醒,它们可能带来了亚洲的这种起义和反抗,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人做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且马克思还超越了西方的一般的学者的眼光,他说,中华这个古老帝国的解体,可能会产生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会把火星投掷到,由西方的工业文明带来的这么一个爆炸气上,会让酝酿已久的社会危机变为一个全面的社会革命。

这样就带来一个奇怪的效果,中国的觉醒,中国的起义和反抗,可能导致欧洲的破产,马克思、恩格斯这个时候曾经他引用歌德的话,他说那个时候欧洲人怎么办呢?欧洲人只能跟歌德一起吟诵一首诗,既然痛苦是欢乐的源泉,那就必须忍受痛苦的心灵,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曾经死在帖木儿的手里,帖木儿就是匈奴帝国的元首,列宁也对东方抱有警惕,对中国抱有警惕,列宁在1902年的苏联的社会民主工党,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第一部党纲里面,把俄国社会说成是封建社会,他完全不赞成,他认为俄国社会是成吉思汗的军事鞑靼主义,所建立的极其残暴的非人道的这么一个普遍奴隶制,根本称不上封建制度,是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可耻的遗产。

可耻的待人方式,而且列宁还坚决反对俄国转向亚细亚式的这种生产方式,他特别担心,俄国革命如果导致了,国家对土地的全部的占有和国家的全部的管理的权力,那这就是王安石式的办法,俄国的历史一定会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后退,他说我们不要中国模式,这些不管是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列宁的叙述,我把它归结为帝国叙述,因为东方、亚洲、中国就是大帝国的传统,这是一种叙述,另外一种叙述刚好反,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沉闷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死气沉沉的文明,相反中国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多元的,是一个人道的,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这么一个文明形态。

代表者也跟刚才我说的那些不相上下,他们的历史地位,第一就是马戈尔尼,英王乔治三世的这个使臣,400年前使华,他对中国称颂备至,当然也有批评,他说第一点,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柏拉图式的哲人王的国度,中国是完全是文官治理,中国是最有文化,最有道德的一些官员,来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当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视死如归,不亚于这些将军和士兵,而伯拉图的那种哲人王的理想,在欧洲迄今没有实现,第二,他赞扬孔子,他说孔子享有和西方的那些先哲们完全不同的命运,苏格拉底死于非命,伯拉图被一个国王卖为奴隶,而孔子在耶稣诞生前五百年,就发明了极其高明,而非常通俗的道理哲学,这种道德哲学老百姓用来修身,君王们用来治国。

第二个就是弗朗斯瓦·魁奈,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的一个领袖叫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曾经在《论法的精神》里边痛斥东方的文明,这个魁奈就完全不赞成,魁奈说,你们这些启蒙运动的领袖们,你们完全严重的失察,中国这么一个最古老,最伟大、最人道,最丰富、最富裕的,一直存在到现在的国家,你们居然看不见,但是伏尔泰是真正的启蒙运动的领袖,马克思对中国的文化、对孔夫子,对东方有极高的赞誉,最根本的就是说,中华民族居然没有西方的那种极端主义、那种绝对主义,这个是西方要向东方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中国所显示的是宽容、是平和、是克己,而不是这种极端和狂热,第三个就是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是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鼻祖,微积分就是他老兄发明的,了不起得很,西方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之后,曾经抨击中华民族的这种无神论的倾向,抨击中国人的偶像崇拜的本性,莱布尼兹完全不赞成,莱布尼兹在一本书里面,《中国近事》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们欧洲人太狂妄,我们才从野蛮状态摆脱出来,我们就去谴责一个比我们古老文明得多的一个民族,他说中国在地理上不次于整个欧洲,在文明,在历史上更不次于整个欧洲。

我们西方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太多了,最后一个是罗素,1972年活到1970年,活了98岁,他1922年曾经到中国来过,罗素是这样评价中国的,罗素说即使考虑到,中国专制主义的这种深刻的毒害,即使考虑到中国文明的腐败和不合时宜,但是这一切加起来和我们欧美国家,我们所造成的那种傲慢,带给世界的灾难要小得多,罗素他也告诫中国,他说中国是非常伟大的国家,前途无限,中国如果能够自由地吸收我们西方的好的文明,避免我们坏的文明,然后再和它们的好的文明结合起来,它们就能够发展出一套,在我们西方不曾出现的好的制度,但是中国要实现这个伟大的使命,这个伟大的使命必须要避免两个相反的危险,第一就是全盘西化。

如果中国完全效仿西方,或者效仿俄国,所谓的一边倒,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本性,那么中国就成为又一个精力充沛的,野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军事化的大国,而这些国家正在折磨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就刚好相反,中国因为被侵略被威胁,所以中国除了,中国走向排外的一个,完全回到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除了扩军备战之外,那么就是日本的道路。

中国如果不走日本的道路,不走军国主义道路,中国就能够对人类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另外我还要举两个半西方人、一个亚洲人,一个是托尔斯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托尔斯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不许杀人》,一篇叫《何去何从》。托尔斯泰严厉地谴责八国联军,说他们自称是文明民主,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根本不是,他们是寡廉鲜耻的匪徒。

托尔斯泰曾经写信给中国人,他说,我们正面临一个伟大的转变时代,中国可以在东方民族里面起到领导作用,但是他告诫中国人,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文明本性,绝对不能全盘地效法西方,中国在三个方面必须保留自己的本性,第一就是从一切的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个应该是道家的精神,第二富有牺牲精神,温顺、珍视一切生命,这肯定是佛教的精神,第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的教诲,如果中国保持了这三种精神,而且中国不以暴易暴,不以恶易恶,也不参与作恶,那么一切的恶,一切的暴力都不能战胜中国,而被中国战胜。

托尔斯泰没有见过中国人,他见过几个日本人,他已经感到日本当时可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他告诫中国人千万不要效法日本人。托尔斯泰最后说,中国人一定要保住自己精神和道德上的这种传统,绝对不要全副精力去完善技术,那是一条毁灭之路,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将来的世界不能容忍一个拥有发动机和电报机的成吉思汗,最后我要说的一个是泰戈尔,中国在20世纪最大伟大的朋友印度的诗人,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1924年泰戈尔到中国来,到了北京,到了很多城市,泰戈尔,他说我远道而来,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像朋友之间的推心置腹。

他提出了几条警告,第一,他说一切伟大的民族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性的,他已经看到中国当时要走上一种强国的道路,他说巨大的工程已经占据了你们的空间,一种不详的一种事物已经闯进了你们的灵魂,你们如果接受了这样的怪物,你们竟然得意起来,我就为你们担忧了,第二,他说民族主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发明的最野蛮的,最大的野蛮中心,现在这个时代世界各个民族都从自己的单独的居留地走上世界舞台来,这个民族主义是最卑鄙和自私的一种发明。

而且民族主义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在实行他们的高度的自私的计划的时候,容不得别人的半点批评,他们一听到批评他们就恼怒,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自私地实行自己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其他的民族同样在干这个事情,那最后就是同归于尽,最后泰戈尔说道,他说现代的人类期待着一种圆满,期待着人类的一种美德的显现,我们东方就是圆满的智慧,你们中国更是如此,你们是存在世界上最悠久的一个民族,他说我远道而来,我感领到的就是中国人的,对我们远方来客的一种款待,那就是圆满,这两种描述,帝国的描述和另外一种文明的描述,我不能说它是共和的描述,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共和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反对共和的这种思想、这种精神、这种资源。

解说:20世纪的中国,历经抛弃帝制走向共和的历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哪些实践经验,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又为共和准备了怎样的精神资源,《世纪大讲堂》《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正在播出。

王康:事实上中国20世纪就是一个从抛弃和告别,专制帝国而走向现代共和的历程,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发表就职宣言,誓言实现民族主权、军政、内政、宪政的统一,中华民国由中华民族构成,它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国民一律平等,无分民族、阶级、宗教信仰、无分男女,中国的所有的公民享有人身、住房、财产、自由、集会、著述、信教等等等等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什么诉讼自由。

孙中山专门说到,中华民国、中国人从此开始,我们要尽一个文明国的义务,享受文明国的应该享受的权利,满清的那些辱国的举措,和排外的那种思想务必一洗去之,这样才使中国见重于世界,使人类区域大同,中华民国的宪法是1912年开始草创的,由来自全国的30名代表在参众两院的领导下面,第一次制定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全国的一些知名的,包括欧美留学回来的法学家,参考西洋各国的宪法的文本,草创草签了《中华民国历史约法》的草案。

1913年所谓“天坛宪法”,就是中国一批法学家在北京天坛,为根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建国大纲》,然后设立“五院制度”,专门在训政时期为中国草创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四部宪法,1936年日本侵略在即,1936年所谓的“五五宪法(草)”,1938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就发表一个宣言,一旦战争结束中华民国就召集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宪法,1946年在内战的阴影下,终于《中华民国宪法》通过,我要说一下,中华的这个共和道路确实是代价高昂,崎岖不平。

但是它不是中国独有的,其实全世界都是如此,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前,1604年到1688年,84个年头,这期间也经历了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两次帝制复辟,两次内战、84个年头,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到1875年,86个年头,一直到1875年法兰西全国公决,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承认共和制度,共和宪政,然后再建立了第三共和国,这样法兰西共和国才根本取代帝制,期间有雅各宾党人的专制,有波旁王朝的复辟,有七月王朝的复辟。

中国就是一个袁世凯、就是张勋嘛,我们不能对中国的立宪共和的道路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但是20世纪下半叶,确实中国面临了三千年未有大变局的,更大的一个变化,1949年胡风这么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在天安门城楼下来,写了一句话叫时间开始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像上帝创世记一样,时间重新开始,但是到了1976年,我们看到的可不是一个共和国的形态,晚年的费正清,这位美国头号的汉学家,对中国的革命一辈子都寄予同情,赞许的,辩护的这么一个汉学家,晚年他看到中国革命的一些元勋死于非命,费正清深感失望,1964年,一个瑞士的记者叫斯塔奇,瑞士是很温和的一个欧洲的小国,他进入中国。

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土》这本书里面曾经写到,他说共产中国已经7亿人口,它有二百七十万常规军队,它又爆炸了原子弹,它成为了第五个核大国,现在这个国家成为全世界武装起义的中心,只有这个罗素,在1966年他,他没有到中国来,他把他的《中国问题》那本书,1922年写的再版前言里面,他说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他说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希望,就凭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人类的问题永远取决于中国,不管好坏,未来两代人当中,中国将决定人类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它有多少定语前置词,它是马列主义指导的,毛泽东思想的,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它毕竟它的中心词,它的核心概念是共和国。

就像毛泽东自己说的一样,在1936天在延安纪念孙中山诞辰70周年的时候,他说,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让一切反动派再想恢复帝制,穿上龙袍这种可能性,在法理上不复存在,好,我是中国建立共和国的乐观派,我的理由如下,第一,我们有20世纪第一共和,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我们有20世纪第二共和,它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其丰富的,极其沉重的,也极其有希望的这个历史的遗产,第二,我们曾经有一大帮的法学专家,知识分子和学者,为这个共和大量的著书立说,他们的名字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说出来,吴敬恒、绍元冲、张知本、吴经熊、褚辅成、左舜生、张君劢、胡适之、章士钊等等。

我希望年轻的一代朋友们,好好的去看一看,刚才我这个名字绝对不全,还多得很,中国的20世纪的法学家们,这些学者们为中国建立共和制度,他们呕心沥血,他们留下的文字的遗产,从现实的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大陆,我们曾经有1911到1949年的中华民国的共和实践,我们曾经有1949到我们现在为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这个共和国的宪法,四部宪法,我在这不评价它了,但是我发现它越来越多的有了共和的元素,比如个人财产受到保护,比如说国家保护人权,这些都是进步。

在中国的领土香港,香港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社会,财产私有制、新闻独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这些全都是共和国的,最基本的一些元素,台湾,台湾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经过二三十年的这么一个变化,终于转到了一种现代的民主政治,完成了政党轮替的这个艰难的过程,台湾的普选,台湾的正常的宪政的构架,台湾的三权分立,台湾老百姓所享有的,它们不能叫国家,我说一下,香港台湾都不能叫国家,只是地区,这种个人的自由,公民权利、各项权利,已经不亚于欧美国家了。

综合起来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总有一天我相信在21世纪会面临,会共同来完成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的一个使命,那就是重建共和国,复兴中华,可以想像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复兴,肯定不是任何帝国形态,它只能是,它肯定一定是共和形态,这是从中国的,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发展来看,从全球来看,影响中国共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美苏冷战已经在20多年前已经终止了,更重要的一个实地来临那就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来临的一个重要的伴生物,就是德国的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加快,欧洲合众国在欧洲大陆出现的远景。

这些都可以给我们中国人走向共和提供很多很多的启示,中国的北京大学,鲁湘先生的母校,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广州大学,中国很多大学,有很多的法学专家,我相信他们在我们前辈的这个基础上,会对中国的共和宪政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提出他们在学理上,在学术上的这种坚实的这种论证,我们还有孔夫子,还有儒家的仁政和王道的思想,还有君子风格和圣贤气象,我们还有老子、庄子,他们那种自由精神,他们的逍遥精神,他们的隐逸的精神,我们也有佛教的对生命的尊重,那种克己,那种牺牲精神,这些东西完全可以转化成一个大的共和国的我们的精神资源,它一点都不冲突,在这一点上,在共和国所需要的精神、道德、心灵、甚至宗教的意义上面,中国建立共和国的基础不比德国不比苏联,甚至不比英国、法国、美国更差。

世界全球化一定会走向一个世界的大同,协和万邦、大同理想,这恰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广义的一种共和理想,我的结论就是,不管是中国的将来的统一和复兴,还是人类的全球化时代,走向人类的最终的一个结局,它都肯定是,它都必然是一种共和的形态,而绝对不可能是任何的帝制形态,最后我引用汤因比先生的一句话来做我这个演讲的作结,汤因比是大的历史学家,他曾经说世界统一是人类的绝对需要,是人类避免共同毁灭的唯一道路,从现代世界上看来,只有在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华民族具有这种资格,中国人有特殊的一种思维,中国人在几千年以来,从政治上、从文化上,把亿万人民团结在一起,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

世界的统一和中国的经验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但汤因比马上又说了,中国的统一必定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而将来人类的统一,恐怕更多地要采购欧共体的方式,由各个民族国家协商、联合的方式,总而言之,帝国消退,帝国寿终正寝,共和国崛起,共和国强大,共和国成为我们的唯一的一个选项,是中国的潮流的所在,是世界的期望所在,好,谢谢。

解说:吸取帝国的教训,总结共和的经验,中国模式能否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引导,当今世界谁才是真正的共和代表。《世纪大讲堂》《帝国的教训与共和的经验》正在播出。

王鲁湘:非常感谢王康先生的精采演讲,我觉得王康先生今天的演讲,他的重点是解决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帝制和共和的不同的政治实践,就帝制和共和的问题,以及和我们中国现在当下,你们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来和王康先生进行一个开放性的讨论。

学生:您刚刚也提到许多学者都说过,中国的发展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个方向,是一个引导,那么您对这个是赞同的吗?

王康:中国能不能够领导世界潮流,是不是这个意思。现在中国的目前,这个中国所谓这个模式是绝不可能的,这是不可复制的,这个很多包括代表官方立场的学者,都意识到,中国这个模式绝不可复制的,它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的,或者被强化的那种国情,这个意义上面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一种国家制度和一种文化模式的东西,相反中国必须做调整,我觉得就像温家宝先生所说的,中国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制度的变革,不如此,我们已经取得的这些所谓的经济成果可能都会毁于一旦

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能够领导世界,当年的索尔仁尼琴给苏联领导人写信,就曾经提到过,把这个意识形态让给中国去吧,让他们去领导人类,去教育人类,我们不要这样做,其他的国家人民不比我们愚蠢,俄国人民能够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就对了,他说我看到我们的妇女们在修公路、铺铁路的时候,背着沉重的担子,他说我们难道不为这种怜悯和这种羞耻,我们的心发紧吗?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这种心态来反观我们自己,我们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这么我贫富悬殊的现象,这么多贪腐的行为,这么多社会不公,这么多社会的,从经济社会的道德的危机,我们敢说我们会引导人类吗?

学生:您好,老师,我想问一下,环顾当今世界就是许多国家,都声称它们自己是共和制的,但是它们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共和代表。

王康:应该近代以来,第一个共和肯定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产生的,就是君主立宪到虚君共和,那是人类第一个共和国形态,但是得天独厚的,彻底的,完整的共和国,肯定是美利坚合众国,它没有欧洲和全世界的封建残余,它没有封建残余产生的等级观念,它当然也没有贵族传统,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的个人化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一个国家,当然就连美国这种国家,还在1860年代还发动了一场内战,60万美国人死于美国本土来,来捍卫合众国的传统,在美国国土上为合众国雪耻,就是废除农奴制,废除南方的农奴制。

应该说最理想的,好的共和国形态是瑞士联邦共和国,但是瑞士毕竟是个小国家,相比之下实行这种共和国体制,好像方便一点,但是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曾经说过,其实大国才方便实行合众国,实行这种合众国,因为大国它区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宗教非常复杂,它互相能够达到一种牵制,互相达到一种均衡和一种制约,而不容易造成一个中小国家里面的两党政治,或者是一种小国里面的那种暴民的那种上台专制。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其实不管是瑞士这种小的国家,还是美国这个大的国家,现在全世界主要的所谓的国家,都是实行这种共和制,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你没问到,我要回答一下,就是帝国和帝国主义,帝国和共和的关系也很微妙,因为英国肯定是近代第一个人类的共和国,但是它同时是一个大的殖民地国,美国是天然的一个合众国,一个共和国,但是它确实也参加,它甚至发动了多次战争,就是这个帝国主义和帝国,共和和战争,是不是一个必然的或者是没有关系,没有关联的一种结构,这个是可以思考的,但是现在一个新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两次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都是采取一个先发制人的这个策略,除了拉登之外“911”事件之外,这个跟传统的民主共和国的关于战争和和平的原则是一种突破。

传统的合众国,或者民主国家不率先发动战争,民主国家之间永远不发动战争,基本上做到,但是这两场战争有所突破,这个是美国被认为是新的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

王鲁湘:帝国与共和作为不同的国家形态,普遍存在于东西方文明历史和现实之中,回顾帝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这其中既有辉煌的成就又有沉重的教训,王康先生今天的演讲,连接中国和世界的大历史,汲取帝国教训,总结共和的经验,为21世纪的中国能够在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找准自己的位置,从文化的角度建立起自己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坐标,提出了他个人的见解。

前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断言,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要遭殃,建立大帝国与道德高尚的人民之间是不相容的,当下中国必须抵御,建立任何形态大帝国的诱惑,牢记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也当头的这样一个深刻的远见,让我们再一次感谢王康先生的精采演讲,同时也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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